投资于人 公司治理

基于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样本，文章系统考察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企业投资效率显著正相关，且当员工监督能力强、企业−员工关系好、受劳动力市场制约程度小时，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提高员工执行效率两条路径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研究结论有利于揭示企业人力资本与财务行为之间关系的内在逻辑，为企业合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人才利用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是否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而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基于2013-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员工雇佣数据,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考察并分析其作用渠道。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的占比,即优化了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且该效应在低融资约束企业、非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东部地区更为明显。作用机制检验证实,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资,扩大了企业经营规模,进而促使企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经营效率,同时增加了高管和普通员工的工资。上述结论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技能偏向性特征,有助于企业劳动力结构转型升级。本文研究对数字经济背景下深入理解企业劳动力结构升级变化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增强组织韧性有助于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中持续发展。基于2012-2022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 数据，实证探究 CEO 复合型职能经历与组织韧性的关系。结果表明：相较于单一职能背景 CEO,复合型职能经历 CEO更能帮助企业提升组织韧性，该效应在单个大股东、CEO 薪酬水平高及非国有企 业样本中更显著。机制分析显示，CEO 职能经历丰富度通过降低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多元化经营提 升韧性。研究拓展了组织韧性前因认知，为复合型人才培养和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选取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提升，经过工具变量法、PSM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企业、行业、ESG水平和绿色创新质量异质性，企业ESG表现对大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低ESG水平以及高绿色创新质量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企业ESG表现通过增加内部资金获取、人才集聚和加强外部社会监督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提升，其中，社会监督的传导作用最强，其次是资金获取，而人才集聚的作用最弱；环境规制在企业ESG表现促进绿色创新质量提升中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政策注意力体现政府在科技创新人才体系构建中的政策导向与工作重点，政策整合是破解科技创新人才政策中各类碎片化问题的有效途径。通过Python编程，利用LDA主题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基于1985—2023年645份中央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文本，探讨政策注意力演变情况与整合转型逻辑。从注意力演变阶段看，科技创新人才政策经历了改革探索期、战略部署期、全面发展期与创新驱动期；从注意力配置焦点特征看，国家科技战略定位贯穿始终，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是科技创新人才政策转型发展的根本动力；从整合转型逻辑看，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是自上而下推进的系统工程，围绕政策协同整合和政策实体整合演进。未来应促进科技创新人才政策与多元化创新政策相耦合，构建系统性、开放性与协同性的人才发展框架，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立足于当前民营企业“反向混改”积极推进和ESG实践蓬勃发展的大背景，文章以2010—2020年存在国有资本参股的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结果发现，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显著提升了民营企业的员工责任分数，有利于民营企业善待员工。机制分析表明，国有股东委派董事通过提供资源支持和增加社会关注促进民营企业履行善待员工的社会责任。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结果在管理层短视程度较高、行业集中度较高以及劳动密集度较低的样本中更加显著。进一步考虑国有股东的异质性特征发现，当国有股东为战略型投资者以及与民营企业位于同一注册地时，其委派董事对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文章从董事会层面混合治理的视角厘清了国资参股促进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机制和作用条件，为民营企业通过制度设计实现“高质量”混合以及借助“反向混改”的契机改善ESG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本文以地方人才引进政策的颁布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人才引进政策对当地公司人力资本的影响,以检验人才引进政策在微观层面的经济后果。结果发现,地方人才引进政策显著改善了当地公司的人力资本水平;在小城市、竞争性行业、大规模和声誉好的公司中,地方人才引进政策对提高公司人力资本水平的作用更强。效率检验表明,地方人才引进政策显著提高了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但同时也发现,地方人才引进政策降低了公司的薪酬激励和高管流动率,揭示了公司为顺利执行人才引进政策,可能通过弱化激励机制来安抚老员工,导致公司在薪酬治理方面存在局部的效率损失。本文验证了地方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效果,揭示了该政策影响公司行为的作用机制,为政策后续执行提供了一定参考。

本文以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新《预算法》和国发〔2014〕43号文)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考察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人力资本升级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技术员工占比,即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融资约束严重、资本密集度高、研发能力强的企业以及竞争性行业,上述效应更为凸显。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在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后,企业的债务结构明显优化,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显著增强。进一步,本文发现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经营绩效率和显著扩大了企业的经营规模,同时显著提升了员工的工资水平但未显著改变劳动收入份额。此外,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显著增加了企业的专利产出,包括发明专利和非发明专利,但对专利质量无显著影响。本文强调,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有助于缓解政企融资竞争关系以促使企业优化员工雇佣结构,实现转型升级。

随着改革的深入，民营企业的健康成长已然攸关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但近年来频发的民营企业高管腐败问题屡禁不止，即使在高压反腐的背景下，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在根本上得到遏制。基于此，文章从基层党建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于民营企业（高管）腐败的影响机制和效果。利用2004-2017年中国上市民营公司数据，作者发现：作为正式化、制度化和常态化的治理安排，企业内部党组织的建立能够有效抑制高管腐败的发生，这得益于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过程中的监督、协调和推动企业廉洁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党组织参与治理还能够显著弱化高管权力集中以及家族涉入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由此，文章丰富了民营企业高管腐败和党建工作方面的研究文献，为民营企业如何更好地监督和约束高管腐败提供了实践启示。

基于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研究员工满意度对企业ESG的影响。企业员工满意度与ESG表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效应在东部地区、科技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之间更显著。最佳雇主榜单中的企业在环境保护（E）、社会责任履行（S）以及良好的治理结构（G）方面均有出色表现，并且员工满意度对企业ESG各维度的影响分别通过绿色创新、企业声誉、内部控制的中介作用实现。研究结论不仅为企业重视员工发展提供经验证据，还为优化企业ESG表现提供新的思路。

知识资本（IC）研究正成为组织、创新和管理多学科的前沿交叉领域。旨在提供一个完整和系统性的知识资本理论体系，弥补现有文献对IC理论综述研究的不足。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1985—2020年IC国际领域的完整数据集进行挖掘，识别IC领域的理论基础、研究主题、研究前沿。研究发现，IC的理论基础由4个部分构成，即IC是企业的战略资源、IC会计与报告、IC分类与测量、IC概念模型；研究主题聚焦IC与企业融资间的相互作用、人力资本对组织价值创造的影响、组织IC管理、IC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公司治理中的IC披露5个方面；研究前沿呈阶段性变化，从关注IC属性研究、会计视角的无形资产研究转向企业绩效研究。对于中国学者而言，除关注国际动态外，未来应鼓励跨学科研究，并注重结合中国特有的新现象、新实践。此外，应注意环境不确定性（如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对IC的影响。

正值公司法修订草案引入一元制公司治理结构之际，重新检视董事会在中国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功能面向具有特殊的意义。面对监事会制度长期以来的形骸化现象与混合模式下出现的公司监管重叠与监管中空等现实问题，监督型董事会在中国公司代理权下沉现象普遍存在的背景中将应运而生。相比于传统董事会，监督型董事会以其在公司治理中的监督功能为核心，尤其在监事会缺省的一元制语境中更应作为公司内部监督机关而发挥作用。在保证主体独立性与对象全面性的基础上，新架构下的董事会将能实现监督的灵活性与深入性，宜建构强化弱势股东话语权的选任机制、保障监督主体抗衡力的行权机制、创新多元的激励机制与权责适应的追究机制，从而充分发挥董事会的监督功能，进而推动中国公司治理实践与现代公司制度的良性发展。

本文构建了涵盖近10万项技能维度的中国劳动力技能大词典,并将其与大规模企业招聘数据进行匹配,从人力资本视角量化测度我国企业的人工智能投入强度。经三种方法交叉验证,该指标能够有效识别企业间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系统对比了基于年报等公开文本信息挖掘的人工智能测度指标与基于人力资本投入的测度指标,研究发现,二者分别捕捉了企业人工智能发展的不同维度,基于公开披露文本的测度更多反映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前瞻性布局与技术定位。最后,本文以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冲击开展资产定价分析,结果表明,投资者在评估企业人工智能水平时,更容易受到公开披露信息的影响;相比之下,对企业实际投入信息的分析,更多建立在企业已进行相关披露的基础之上。本文研究对更好地测算我国企业人工智能投入提供了参考。

自2014年《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颁布以来,受到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逐渐增加。与此同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可能引起的控制权转移风险也成为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那么,有质押的控股股东是否会策略性地利用员工持股计划来缓解风险？本文利用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考察控股股东质押对员工持股计划的影响。研究发现:前期控股股东有股权质押、质押率越高的公司随后推行员工持股计划的可能性越大,该效应随着控制权转移风险的提高而增大;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员工持股计划进行短期市值管理是有效的,但并未显著提升公司长期价值,提示控股股东存在借其进行内部人利益绑定和市值管理的动机;进一步研究表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下推行员工持股计划的效果有限。

婚姻和家庭关系可以通过家庭成员的嵌入而深刻影响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及战略决策。文章采用手工搜集的201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持股数据，检验了夫妻共同持股的治理模式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丈夫单独持股企业，夫妻共同持股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更差，其CSR总得分与CSR评级均显著更低。机制检验表明，夫妻共同持股时，双方家族成员会更多的介入企业经营治理并担任董监高职务、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更差、大股东利益侵占更加严重，低效的公司治理水平抑制了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文章结论在采用工具变量法、PSM、安慰剂检验、实际控制人婚变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文章研究表明女性“她力量”未能在家族企业社会责任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